追问证据

文章来自:  时间:2018/1/24  阅读次数:174
    清朝道光年间,有一官人叫邓廷桢。邓廷桢名震四海。因为,他曾和林则徐一起同英国人打过鸦片战争。史书对此夸过两句。邓大人是嘉庆进士,属科举出身,应该列入“学富五车”一族。他为官精细,明察秋毫,办案子也是众人夸赞。

  有人记载,邓廷桢曾做过西安知府。以今人眼光来看,知府一类的官人,在工作上可称作“万金油儿”。大凡辖内之事,均要过问。这是职责。审案断狱就更不用说了,根本就是不能不管。

  作为知府的邓廷桢,审过一个案子。

  此案为砒霜毒杀。原来,当时汉中兵营里有个叫郑魁的士兵,被控谋杀。证据显示:他把砒霜放入了一个馒头里;馒头被人吃了;吃的人最后一命呜呼。证据除砒霜、验尸报告之外,就是三个证人证言了。证人有卖砒霜者、卖馒头者,另外一个是卖者二人的邻居妇人。证据好像蛮齐全。

  邓廷桢开始时对其他证据没啥疑问,唯独觉得卖馒头者和邻居妇人的证言,暗藏蹊跷。他在琢磨,这卖馒头是种生意,此等生意为薄利买卖,一定要多些人来关照才能维持下去。这人一多,卖者怎能记住“买者买了几个馒头”,“具体何时光顾”,“一日有多少人向其递过银两”,以及“每个买者具体相貌”之类的问题?

  就这样,卖馒头者和邻居妇人被传到了官府。两人一进衙门,邓廷桢便开门见山,径直讯问:“卖馒头的,你一天下来卖多少馒头?”卖馒头者说:“回大人话,一天下来至少二三百个。”邓廷桢又问:“买馒头的平均一次买几个?”回答是:“三四个。”邓大人自言自语道:“这么说来,你这一天,多少也要遇上百来号顾客了。”回音儿跟着出来:“那还用说。”

  邓廷桢趁势追问:“这百来号人的样子、姓名、买馒头的时间,你能记清楚?”卖馒头者想都没想,回答:“自然是不行,大人您才有这本事。”邓廷桢瞪了那人一眼,喝道:“既然如此,那你为何独独记下郑魁在某日买下你的馒头?!”卖馒头者傻了,半晌儿答不出话来。最后,他照实招了:是县衙门为了破案,要他这么说的。一问那邻居妇人,情形也是差不多。

  回头再瞧验尸报告,上面仅说:死者嘴唇发青。再仔细解剖尸体,查明死者死于狂犬病。这病也会使死者嘴唇发青。原来,死者的确和郑魁斗过嘴,不过,郑魁买砒霜是为了毒死小老鼠。至此,案情清晰了。

  案子审得算是不错。邓廷桢为自己的光荣历史也添上了一段佳话。

  此处,我们更为关心这样一种现象:在刑案审判中不断追问证据。国人在刑案审判中,对证据的态度,往往像侦查破案那样,力求向证明犯罪成立的方向使劲儿,并不经常怀疑追问证据,除非遇到了特别意外的情形。因为,国人容易具有这样的观念:刑案审判,是国家对付犯罪的手段,国家利益第一,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第二,而且,那权利甚至可能是不重要的。

  邓廷桢的审案方式,便是反向怀疑追问证据。换个说法,已经有许多证据搁在那儿了,但是,判官应该不断设置疑问、排除疑问,反复推进……直至证据无法怀疑了,再定罪。这样一种方式的背后观念,是重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,起码,并不认为国家利益一定时时处处都在个人权利之上。虽说那阵儿的邓大人脑袋里没有“权利”这个词汇,可类似的意思,却是有的。

  说来,不少洋鬼子对刑案证据的态度,大体和邓大人差不多。就是那会儿的英国人,也是这般。在刑案审判中,英国人不仅有法官,还有一众陪审团。这些角色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设置怀疑、排除怀疑,反复推进,将证据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只要有点疑问,便不定罪。直到没有怀疑了,才把嫌疑人定为罪犯,打进大牢或者送入阴间。

  邓廷桢式的“追问证据”没有流传开来。个中原因,蛮复杂。而且,有时的确难说这样追问证据就一定是不错的断案方式。社会太乱,犯罪丛生,邪恶之火难以抑制,便需要基本证据确凿即可定案的审判方式。打破砂锅问到底,是耽误工夫。但是,“追问证据”有时是有意义的,毫无疑问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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